近年來世界能源低碳轉型經歷起伏。2021年至2022年初發展勢頭較好，其間西方國家對能源低碳轉型的共識度高，促進了全球能源轉型以及氣候治理。但之後西方能源政策發生了重要分化，並對中國能源轉型的外部環境產生了較大影響。

一、美國能源轉型漸行漸緩

雖然美國民主黨在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問題上相對積極，但是受到保護主義、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近兩年拜登政府在對外清潔能源合作上的態度總體消極，阻礙了美國能源低碳轉型的推進。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突出反映在對華關系上。電動汽車等清潔能源產品制造是制造業的一部分，美國積極與中國爭奪制造業的優勢，這對兩國清潔能源合作造成不利影響。總體上美國已進入後工業社會，制造業在美國國內的重要性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下降。目前美國制造業增加值佔其GDP的比重只有大約10%，制造業就業佔總非農就業人數之比不到9%。但是，近些年來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很重視保護美國國內的制造業以及產業工人，並通過“美國第一”和“美國制造”战略，竭力復興美國制造業。同時，對“世界工廠”中國向美國出口便宜工業品，美國兩黨都有強烈的焦慮感，並想方設法予以抵制。雖然一些工業品（比如注射器和針頭、橡膠手套）並不高端，但是美國還是要圍繞這些產品與中國开展競爭，甚至不惜豎起貿易保護主義的高牆。

實際上美國不只是對中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清潔能源產品以及其他工業產品的貿易問題上，近年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對歐洲國家等盟友同樣推行保護主義政策，並已引發盟友的強烈不滿。

除了貿易保護主義，還有多種因素制約了美國的對外尤其是對華清潔能源合作。

首先，選舉政治因素。選舉政治對美國對外氣候和能源政策的影響不可低估。由於間接選舉制度的影響，即使在進步主義佔據明顯優勢的時期，保守派對美國政治的影響都不容忽視，更何況目前保守主義力量在美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佔據優勢。拜登本人在氣候議題上比較積極，並被稱爲“氣候總統”。但是，美國共和黨在氣候治理問題上總體保守，民主黨內也存在以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爲代表的保守派。由於受到保守勢力的牽制，並承受總統大選的壓力，近兩年拜登政府不得不在氣候治理和清潔能源發展上對保守派做出一些妥協。

其次，能源安全因素。美國已實現能源固有安全，能源低碳轉型的動力不強。美國化石能源資源儲量巨大，煤炭、天然氣和石油儲量分別居世界第一、第五和第九位。美國國內化石能源开發活躍、興旺，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以及第四大產煤國。21世紀初頁巖革命爆發，使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快速增加，使美國實現了夢寐已久的“能源獨立”。目前美國能源自給有余，是世界重要的化石能源淨出口國，這削弱了美國开發清潔能源以及开展相關國際合作的壓力和動力。

此外，在美國精英層看來，中國是美國主要的競爭對手，而且由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根本差異，美國與中國战略層次的矛盾難以調和，未來兩國的战略衝突大概率會越來越多而且尖銳。美國精英在战略層次對中國的不信任對兩國能源與氣候合作已造成並將繼續造成嚴重影響。

二、歐洲推進轉型動力仍強

2023年10月歐盟正式宣布對產自中國的進口電動汽車啓動反補貼調查程序，讓人們擔心歐盟會像美國一樣，在清潔能源領域對外豎起貿易保護主義的高牆。

近期歐洲的氣候雄心確實受到了一些因素的牽制。比如，歐洲議會選舉將於2024年6月6日至9日舉行。選民將選出700多名議員，組成第10屆歐洲議會，任期五年。歐洲議會是歐盟的立法、監督、預算和咨詢機構。新一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提名需經歐洲議會表決通過。目前歐洲極右翼政黨的政治支持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它們總體上抵制氣候治理，從而掣肘歐盟的氣候政策。另一方面，出於推進綠色新政等考慮，德國、法國、希臘等國政府宣布取消或減少柴油消費補貼，荷蘭政府則積極推進減氮計劃，這些已激起大量歐洲農民的憤怒，抗議活動一度席卷全歐，迫使歐洲各國政府放棄過於激進、缺乏可行性的能源轉型目標，改行更加務實的轉型路徑。

不過，歐洲綠色新政遭受到的衝擊其實相對有限，而其能源低碳轉型仍然享有較多有利因素。與美國相比，歐洲推進能源低碳轉型的動力總體更強，與中國進行相關合作的積極性更高。

首先，歐洲能源低碳轉型受到化石能源供應喫緊的刺激，有較強動力通過發展風光電等本土能源，以增強其能源固有安全。歐洲的化石能源資源貧乏，能源消費嚴重依賴進口。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能源供應安全遭受巨大衝擊。從現實考慮出發，近兩年德國等歐洲國家增加了煤炭等化石能源的進口和消費，以求战勝短期能源危機。但是，俄烏衝突及其嚴重後果使歐洲國家深刻地認識到能源供應嚴重依賴其他國家的危險，進而讓它們有更強動力一方面發展本土能源，另一方面推進歐洲社會的電氣化。由於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差異，歐洲國家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電動汽車、光伏板和動力電池等清潔能源產品，會有助於降低其能源低碳轉型的成本，並提高其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其次，歐洲各國尤其是西歐國家的經濟早已脫實入虛，社會已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制造業在歐洲經濟、就業等方面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與之相反，歐洲文化、體育、旅遊等服務業蓬勃發展，並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歐盟和歐洲各國政府保護制造業的壓力和動力總體不強，對制造業安全的焦慮感有限，這有利於中歐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

再次，歐洲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雖然近兩年經歷了一些波折，但是目前歐洲仍然是世界氣候治理的排頭兵。

最後，與美國相比，歐洲的外交思想和實踐更具包容性，對華態度更加友好，這些爲中歐能源轉型合作的繼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三、推進清潔能源合作，中國需把握重點

美國和歐洲是世界能源低碳轉型的重要參與者。近期中國與美歐的能源低碳合作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但是基本格局保持不變。從新冷战思維出發，美國在大國战略上加強了針對中國的競爭；在經濟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日益明顯，這些都嚴重不利於中美能源低碳轉型合作。歐洲盡管出於選舉政治的考慮，對進口中國低碳產品的限制有所增加，但是其加強與中國在氣候應對和能源低碳轉型等方面合作的積極態度沒有變。針對這些，中國應該准確判斷機遇和挑战，堅持正確的轉型方略。

首先，對美國，一方面要充分認識限制合作的各種因素，另一方面要盡量合作機會。美國企業的不少清潔能源技術在全球領先，中國相關企業應盡量克服困難，把握一切機會，發展與美國企業的清潔能源合作，以此推進兩國以及全球的能源轉型和氣候治理。

其次，對中國清潔能源企業而言，無論是目前還是未來，歐洲都是重要的機遇之地。對發展與歐洲的氣候和能源合作，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做到“不畏浮雲遮望眼”，與歐方共同克服暫時困難，努力持續擴大合作規模，提升合作質量。

對中國能源低碳轉型最重要的是充分挖掘國內市場，這既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迫切要求，也是體現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責任、承擔氣候治理應盡義務的必然要求。不過，爲了做到隨時保障好國家經濟安全和能源安全，中國政府應該推行務實的經濟和能源轉型，在發展新經濟、新能源的同時，繼續支持傳統經濟和傳統能源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內市場足夠大，能夠同時容納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產業、新能源和傳統能源的同時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新舊並舉、相互競賽將是中國經濟和能源發展的必然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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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西方能源轉型分野，中國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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