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之前我也認真讀了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記得在出差的高鐵上就翻了好多遍，現在他提出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解釋早已成爲了網紅詞。

不過這本書讀下來，當時就感覺他所謂的大衰退根源只是企業資產負債表問題，未免沒有觸及本質。而辜先生極力主張通過政府开支刺激需求來結束衰退的方式，感覺只能是熨平褶皺和安撫傷痕，並不是治本之策，好像是給衰老之軀或者癌症之軀打鎮痛劑和營養液，甚至可能會是飲鴆止渴。而很多人抓住這套理論爲某些操作找合理借口，更是讓我感到萬般驚訝。

最近我看到許小年教授回應《大衰退》的一篇小短文，讀來真的是於我心有戚戚焉。許教授講出了大衰退另一種真實，犀利地說出了我之前讀書比較模糊的想法。感覺對應許教授的小短文，才能看清很多事情的本質。

正好最近去了一趟東北，开會討論、和政府溝通、和企業家交流，並且到處走了走，再對照北京、長三角、珠三角的現狀，真的是對經濟停滯、負債高企、社會僵化、創新缺乏、投資畸形、老齡社會有了更深的感覺。

優秀的民族，要將人類走過的路，都當做自己走過的路；偉大的國家，要努力將他人的經驗教訓，都當做自己的經驗教訓。

我們是要承認，《大衰退》裏面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成爲網紅詞確實有助於提高我們對債務狀況的警覺。確實，如果忽視增長的源泉和增長的代價，把宏觀政策被當作唯一的增長動能，把繁榮背後的債務連同可能的嚴重後果一起無視，風險積累，後果確實會非常嚴重。咱們中國這些年也一直反復提“去槓杆”，何等的清醒和英明。

許小年教授指出，辜先生的思路和結論確實還是沒有跳出凱恩斯對30年代大蕭條的研究。細想起來，辜先生確實只是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邏輯更好地解釋了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企業的短期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成負債最小化確實產生了我們熟知的結果。從理論框架上看，許教授的觀點確實沒錯。

很多陰謀論者和大部分普通人都認爲，日本“經濟奇跡”的終結是因爲美國施展陰謀，故意出手，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讓日元迅速升值，打壓了日本出口引發。許教授也分析了，其實85年之後，日本還在刺激經濟，大量投放貨幣，降低利率，股市和資產價格飛漲。

其實，日本政府這些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而非匯率才是制造泡沫的元兇。不信你看，同樣在廣場協議上籤字的西德雖然也經歷了本幣對美元的大幅升值，由於執行了相對謹慎的貨幣政策，從而避免了日本那樣的泡沫經濟。

早在85年之前，日本經濟便顯露出增長乏力的跡象， 80年代日本GDP增速已經明顯趨緩。而增長放緩的根本性原因是日本經濟當時正在進入一個性質不同的發展階段：投資不再是增長的強大引擎，新階段的增長靠技術進步推動，而非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拉動了。

其實說到底，當時日本進入衰退的根本性原因還是資產經營效率過低。日式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徵是政府引導、主銀行制、交叉持股和終身僱傭制，集體主義色彩濃厚，這個體系的優勢在於資源動員能力。

日本起飛需要兩個條件，二战之後正好都得到了滿足。第一個條件是，市場空間大，可以大規模生產不用擔心產能過剩。正好日本战後百廢待興，加上海外需求強烈，美國也开放了市場，完美滿足。第二個條件是，能夠以低成本獲取先進技術。這個又趕上美國出於冷战抗衡蘇聯的需要，對日本开放技術轉移，同樣完美滿足。

而中國這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改天換地，也有類似之處。但是與之相對，這種靠投資驅動經濟的方式，在遠處也有兩片潛在的陰雲，那就是：國內外市場飽和，以及領先國家限制技術輸出！

世上沒有“既能”“又能”的完美方案，長於資源整合的體系，在創新方面就會存在短板。日本企業崇尚精益求精，有工匠精神，在低風險的漸進式創新上也很厲害，又有大規模生產和成本低的優勢。但是無奈的是，日本創新的短板讓其雖然坐擁優秀的基礎，還是錯過了幾十年前开啓的以信息通訊技術爲代表的顛覆式創新浪潮。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看看我們熟知的通信設備、存儲行業、相機行業、隨身聽、遊戲行業等，一個又一個日本走錯或者錯過的科技領域真的不勝枚舉。日本一個又一個領先全球的行業被顛覆，落後了，甚至完全消失了。每一個細分行業展开都是一個波瀾壯闊，但是日本看來扼腕嘆息的故事。

而日本歷來就不是顛覆式創新的策源地，壓制創新的因素非常多，包括政府官僚機構主導的產業政策、過度監管和保護落後的傳統、年功序列制產生的僵化、終身僱傭制導致的低效、對大公司的政策傾斜和保護、社會階層的固化和國民意識的保守等等。

這些是日本的特點，植根於日本傳統和國民心裏。真的要改變，確實會患得患失；真的想改變，確實是難上加難。雖然日本也有人看到了這一點，但是面對千年已降、本就如此的日本社會，這些日本的改革者不知道該努力還是該放棄，不知道該樂觀還是該看开。

總之，日本經濟起飛的原因和日本體系的強項是已有技術的商業應用和大規模生產，而相對短板就是原發創新或顛覆式創新。隨着美國的谷歌、蘋果、特斯拉等科技公司興起，日企不再擁有往昔晶體管收音機和隨身聽那樣的科技優勢。而隨着中國華爲、京東方、比亞迪、江南造船等企業的衝擊，科技跟進、大規模生產的優勢也不復存在。中美兩國高速崛起，日本只能黯然神傷。

之前去日本和加州，走在城市大街、居民社區、大學校園、企業園區，是人就能明顯能感受到文化的不同，仿佛空氣的味道都是不一樣的，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溫度也相差懸殊。日本真的很少能看到硅谷那樣激情跳脫、自信隨性、展示自我、思維奔放、目空一切的各種膚色的年輕人。而秩序井然、一塵不染、認真規範、安靜壓抑、治安良好的日本，倒是旅行的理想目的地。

其實，日本是想要結束“失去的三十年”，回到所謂正常的高速增長、傲視世界的時代，辜朝明等學者也在分析原因，提出建議。其實向未來看，或許“昭和奇跡”、“日本第一”只是櫻花盛开般的絢爛一時，可能“失去的三十年”才會是未來的常態，而不是什么大驚小怪的不理解和難以置信的不正常。已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高水平穩定在人均GDP三四萬美元，已經很幸福了。

最近幾十年，世界上200個國家和地區，誇張點說真的是99%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增長乏力，原地踏步幾十年。只有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在高歌猛進，引領世界。這個現實，是這幾十年一直覺得高速增長是常態、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福更富有的中國人想不到的。

不過，雖然日本最近沒有顛覆式創新和技術革命出現，國際形勢卻出現了對日本有利的局面，地緣夾縫和大國博弈之中，全球資本又都开始重新選擇，巴菲特都在加注日本大公司。現在似乎看到了日本的投資恢復、制造業回流、就業提升、工資上漲、房價上漲和利率提升。

現代國家早期發展階段，需要從農業國轉型成工業國，是需要國家主導進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投資都曾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強有力引擎。過程中政府能強勢整合資源、國民有集體主義傳統的國家就會快速發展，脫穎而出。而到達一定階段之後，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增長速度下滑幾乎成了必然。

如果在思維和體制慣性的支配下，借錢維持景氣，走上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刺激之路，出現巨大的泡沫和迎來泡沫破滅後的災難就不可避免了。日本的過去就是前車之鑑。

許教授也指出，日本給出的經驗教訓很清楚：慎用宏觀刺激、盡早化解風險、結構重於需求、提升社會效率。說起來簡單，其實做到很難，歷史總會壓着同樣的韻腳，跳出周期律、不去踩坑、穿越窄門確實是小概率。面對歷史傳統的影響、战略地緣的限制、內外部環境的交織，只能盼望運氣站在我們一邊。

是的，這個時候真的要意識到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換必要性。必須也只能轉向研發與創新驅動的模式，借助創新和科技升級真正提升社會生產效率和資產收益率。

爲什么大家愛研究日本，我也長篇累牘分析日本，其實是關心我們國家的未來。因爲我們面臨的挑战和日本當年也類似，產能全面過剩，資本不再稀缺，投資增速降到和GDP大致同步。這，就需要尋找新的動能。

好在北京不像東京，還是比較早地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一直強調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轉型升級；一直定力十足，劃定各地債務限額，努力防範化解債務風險。

特別是這幾年，面對艱難局面，北京依舊沒有改變战略定力刺激經濟，沒有通過政府無限制开支來擴大需求，沒有增加低水平投資降低社會效率，沒有否定結構改革的必要性。幸甚至哉！

假期再翻翻書櫃上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又讀讀許小年教授的小短文，希望社會不要被“資產負債表衰退”過度吸引，祝愿國家在這個階段保持战略定力。

感慨了這么多，其實還在國慶假期，有的朋友已經在討論科技項目的未來推進、有的朋友在討論智能機器人的奇點來臨和相關投資、有的朋友在討論自動駕駛的實際需求和發展方向、有的朋友在討論先進制造業項目的落地方案。而這些，才是中國跨越衰退、持續發展的希望。

我們都是普通人，不過還是希望我們不要低估人與人之間分析問題、討論真理、傳達理念所具有的意義。如果真實、光明、有價值的東西突然打動了我們、鼓舞了我們，我們就應該傳遞給其他人乃至下一代人。

突然想起來，我的投資合夥人特別愛學習，早在十幾年前就去中歐商學院讀了EMBA，現在又在清華讀書。好像當年中歐的學費還相對比較便宜，畢業的時候中歐商學院在同學中做問卷調查，問他們覺得來中歐讀書值多少錢、學費多少錢合適，他直接寫了100萬。

他對我說，且不說整個中歐EMBA的全部課程，單單是許小年教授講的那一堂課，就值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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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學而慎思：聊聊辜朝明的大衰退和許小年的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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